1979 年 3 月從日本大學畢業後，我成為足利工大的職員，並為了 1980 年莫斯科奧運邁開腳步。當時在我指導的栃木·足利工大高角力部裡，有後來進入全日本職業摔角的兩位成員：當時高一的 川田利明 與高二的 三澤光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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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田中學時練習相撲，據說是因為將來想進入新日本職業摔角才入部的。他的角力實力絕不算強，但那股不服輸的勁頭卻是常人的兩倍。
三澤中學時是器械體操部，因為憧憬巨無霸鶴田先生、想成為職業摔角手而以特待生身分入學。他在高二時曾因為想「趕快成為職業摔角手」而連夜逃學，甚至一路跑到了位於六本木的全日本職業摔角事務所。那時鶴田先生告誡他：「我會等到你高中畢業為止」，後來是我去把他接回來的。三澤在高三時獲得了國民體育大會自由式 87 公斤級優勝，我認為他在角力方面的實力是非常紮實的。
這兩人的性格完全相反。 三澤顯得比較成熟，有種城市小孩的氣質；川田則是連在練習中都會咬著嘴唇，散發出一股「可惡，走著瞧！」的拼勁。三澤比較偏向天才型，川田則是努力型。我認為他們從高中時代起就是非常好的對手。
我當時的練習以去日大或國士館大的「客場訓練」為主，春假時有時也會帶著三澤或川田一起去。在每年參加世界錦標賽的過程中，我一直在思考：「無法贏過蘇聯選手，到底是差在哪裡？」為了驗證體力與心理素質的差異，我向足利工大的理事長提出了去海外「武者修行」的請求。
結果，理事長是一位非常寬宏大量的人，他不僅答應了，學校方面甚至撥款了 1000 萬日圓 資助我。1979 年秋天，我開始在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訓練，1980 年 1 月開始在蘇聯進行武者修行。起初完全無法贏過東歐選手，但漸漸地變得能旗鼓相當地對戰。帶著這份自信，我在同年春天回到了日本。
就在那段期間，由於 1979 年 12 月蘇聯入侵阿富汗，美國與日本等西方國家作為對抗措施，開始出現抵制莫斯科奧運的可能性。接著在 1980 年 5 月 24 日，日本奧林匹克委員會（JOC）大會正式決定日本不參賽。那天我正在母校練習，聽到消息的一瞬間感到絕望。
因為學校方面花費了 1000 萬日圓來強化訓練，我心中感到極其愧疚。在當時甚至不知道下一屆洛杉磯奧運是否能舉辦的情況下，我深刻體會到，有些事情是光靠一己之力也無可奈何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