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rtina 對於歧視這件事相當敏感。她非常討厭去歧視他人，也同樣極度反感遭到歧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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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例來說，在多名東方男性之中夾雜著1位德國女性，這種景象在當時的當地其實並不常見。在布萊梅停留期間，曾有《東京體育報》的採訪團隊前來造訪，當時就是由 Martina 負責引路導覽。
即便要與我、記者以及攝影師這3名東方男性一同漫步於街頭，Martina 也完全不在意他人的目光。
不僅如此， Martina 認為遇到困境中的人給予援助是理所當然的事。
而我當時正巧就是名身處困境的東方人。起初，她或許只是單純動了想幫忙的念頭罷了。
當時距離巡迴賽開幕只剩下2天。雖然我自己完全不記得了，但據說我在家庭派對上喝得酩酊大醉且失聲痛哭。
那是因為積壓已久的壓力瞬間爆發。在先前柏林的巡迴賽中，我的肩膀受了重傷。每一場賽事我都傾盡全力應付，好不容易才撐到了最終站布萊梅。想到一切終於要劃下句點，我內心的情緒防線便徹底崩潰。
John Harris 將爛醉如泥且痛哭流涕的我抱了起來，抬進停在比賽會場後方的露營車內。
考量到成本與效率，歐洲的職業摔角手大多會共同租用露營車作為移動工具。車內不僅備有床舖，還附設廚房。在歐洲的賽事會場後方，經常能看到數台這類露營車停放於該處。
Martina 當時也一路跟了過來。John Harris 展現了貼心，搶先搭乘計程車快步返回住處，最後露營車內只留下我與 Martina 兩人。
我心想「大事不妙」。在昏昏沉沉的腦海中，我猛然想起這台露營車裡，其實擺放著當時日本女友的照片。雖然至今仍不確定她當時是否有注意到，但感覺她向照片瞥了一眼後，似乎認為我已經沒有大礙，隨即便離開了露營車。
隔天我前往大賽休息室時，不只是 John Harris，現場所有的選手都紛紛調侃我：「蝶野，昨晚狀況如何？」當我回答：「什麼事也沒發生啊，我那時都喝醉了。」大家卻逼問道：「少騙人了，你們當時可是孤男寡女共處一室吧。」即便我試圖敷衍過去也無濟於事，加上當時確實什麼都沒發生，在無從回答的情況下我只能不斷被大家調侃。最後大家甚至起鬨說：「你至少拿束花去向人家打個招呼吧。」
當時的我根本沒有心思去醞釀任何戀愛情緒。不過，考量到對方畢竟照顧了爛醉的自己，我還是買了花，前往 Martina 打工的餐廳拜訪。那也是摔角手們經常光顧的餐廳。
雖然無法確定 Martina 是否明白送花的含意，但我依然陸續送了2、3次花。
巡迴賽當時已經開打，每天都有賽事安排，而我每天都會被追問：「你跟 Martina 進展得怎麼樣了？」雖然絕非因為旁人的慫恿，但我確實逐漸對她產生了情意。
我興起了重新燙髮的念頭。當時我的髮型是在出發前於日本燙的電棒燙，之後任由頭髮生長，僅偶爾修剪而已。
我前往當地的理髮廳，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，只能看著店內擺設的髮型樣本指圖決定。沒想到成果揭曉時，卻燙出了一頭捲曲如海螺小姐般的髮型。當我抵達賽事會場時，當場被眾人嘲笑「蝶野，你這是怎麼了」。經此一事，我便決定今後在國外再也不去任何理髮店了。
1987年，NJPW 選手蝶野正洋於德國布萊梅遠征期間，因肩膀受傷與身心壓力在派對上爛醉，獲資深選手 John Harris 與當地女性 Martina 照顧。在同儕起鬨下，蝶野正洋多次前往餐廳贈花致謝並漸生情愫，展現其在海外巡迴賽事中的私下歷程。